孟子为构建理想国做了哪些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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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时代，如何治理国家的社会政治思想是那个时代的文化大师们必须思考的核心问题。因而，每个思想家都会提出一套如何治理国家的学说，在他们的政治学说中，几乎都有他们所勾画的“理想国”图景。

孟子在他的社会政治学说中，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概念，即“王道”的理想。所谓“王”，就是高高在上而君临一切的意思，“道”是儒家学说的仁义之道。“王道”是指君主以儒家的仁义之道治理天下，即“王”权与仁义之“道”的结合。

“王道”常与“霸道”相对立，王道的一切制度皆为人民而设计；而霸道则是统治者以武力强迫别人顺从自己。王道指的是君主对人民的统治达到了一种境界，有如圣人精神与王权政治实现了完美的结合。君主作为“牧羊人”，由于其广施仁政与德政，君民关系高度和谐，统治者对于被统治者的管理达到了“不牧而牧”的理想境界，颇有些道家“无为而治”的意味。

“王道”在中国历史上也只能是如同海市蜃楼般的虚幻“理想国”而已。“在中国，其实是彻底的未曾有过王道”（鲁迅 《且介亭杂文集·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

孟子的“理想国”仿佛是建立在历史幻梦基础上的，在他自己所生活的现实世界里却并不存在。他极度美化先王在历史上的争霸战争——先王率领仁义之师，扫荡人间的一切邪恶势力，所到之处，人民“箪食壶浆”，普天之下的人从此得到了拯救。从前汤居住在亳地，同葛国是邻国。葛伯放纵无道，“‘汤始征，自葛载。’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东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为后我？’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归市者弗止，芸者不变，诛其君，吊其民，如时雨降，民大悦。《书》曰：‘徯我后，后来其无罚。’‘有攸不惟臣，东征，绥厥士女。篚厥玄黄，绍我周王见休，惟臣附于大邑周。’其君子实玄黄于篚以迎其君子，其小人箪食壶浆以迎其小人。救民于水火之中，取其残而已矣。《太誓》曰：‘我武惟扬，侵于之疆，则取于残，杀伐用张，于汤有光。’不行王政云尔，苟行王政，四海之内皆举首而望之，欲以为君”（《孟子·滕文公下》）。“汤王的征伐，从葛国开始。”征伐了十一次，天下无敌。当他向东征伐时，西面的民族就埋怨；当他向南征伐时，北面的民族就埋怨。（他们埋怨）说：“为什么把我们这里放在后面？”人民盼望他来，就像大旱时节盼望下雨一样。（汤所到之处），做生意的人不停止买卖，种田的人照常下地干活。汤杀掉欺压他们的暴君，安抚当地的人民，就像及时雨从天而降，人民万分喜悦。《尚书》中说：“等待我们的君王，君王一到，我们就得救了！”（又说）：“攸国不臣服，（周武王）就出师东征，安抚那里的人们。（人们）用竹筐装着黑色、**的绢帛迎接周王，愿意侍奉周王而接受他的恩泽，称臣归附于大周国。”那里的官吏用筐装满黑色、**的绢帛迎接周王的官吏，那里的百姓抬着饭筐提着酒壶迎接周王的士卒。可见，周武王出师只是把那里的人民从水深火热中拯救出来，除掉残酷的暴君罢了。《尚书·太誓》中说：“发扬我们的威武精神，攻入邗国的疆土，诛除害民的暴君，迎接周国的士兵，功绩辉煌胜成汤。”不行仁政便罢了，如果行仁政，普天下的人都将仰起头来盼望他，要拥护他来做自己的君主。

孟子虚构了王霸的虚幻美景并陶醉其中，从中可以看出世俗的王权与圣人化的精神实现了完美的结合。“霸者之民驩虞如也，王者之民皞皞如也。杀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民日迁善而不知为之者。夫君子所过者化，所存者神，上下与天地同流，岂曰小补之哉？”（《孟子·尽心上》）。沐浴在霸王之道下的人民是欢乐的，沐浴在圣王之道下的百姓怡然自得。他们即使被杀也不会怨恨谁，得到恩惠也不会报答谁，百姓一天天趋向于善，却不知道谁使他们这样。圣人所经过的地方，人民就会受感到化；他所停留的地方，那里就会产生神奇的变化。造化之功上与天齐下与地同，难道这只是小小的补益吗？

孟子是怎样描述他心目中的理想国图景的呢？

在王道统治国家的理想状态下，君主如圣人一般统治着国家，国家法制健全，政令畅通，赏罚分明，贤人辈出；赋税徭役适度，百姓丰衣足食，社会安定和谐，人民对于君主和国家发自内心地表示拥护……

那么，孟子的“理想国”究竟是如何构建的呢？

孟子十分向往周朝的等级制度。按照周朝的爵禄制度，人是分为若干等级的，人的身份与地位都有明确的规定。如果这种制度不被打破，国家就会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但由于权贵们无休止的贪欲常常造成等级制度的失序，特别是诸侯争霸日益加剧，更是导致周朝“政治体制”的全面崩溃。卫人北宫锜问孟子周朝规定的官爵、俸禄的等级是怎样的，孟子回答说：“其详不可得闻也，诸侯恶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然而轲也尝闻其略也。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也。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凡四等。不能五十里，不达于天子，附于诸侯，曰附庸。天子之卿受地视侯，大夫受地视伯，元士受地视子、男。大国地方百里，君十卿禄，卿禄四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与庶人在官者同禄，禄足以代其耕也。次国地方七十里，君十卿禄，卿禄三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与庶人在官者同禄，禄足以代其耕也。小国地方五十里，君十卿禄，卿禄二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与庶人在官者同禄，禄足以代其耕也。耕者之所获：一夫百亩，百亩之粪，上农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禄以是为差”（《孟子·万章下》）。详细情况不能知道了，诸侯嫌它妨碍自己，把那些典籍都毁掉了；不过，我曾经听说过它的大致情况。天下爵位制度是，天子一级，公一级，侯一级，伯一级，子、男同一级，共五个等级。诸侯国官位制度是，国君一级，卿一级，大夫一级，上士一级，中士一级，下士一级，共六个等级。天子所管辖的土地规模为一千里见方；公、侯都是一百里见方，伯是七十里见方，子、男是五十里见方，共四等。不足五十里见方的国家，不能直接隶属于天子，而是附属于诸侯，叫做“附庸”。天子的卿，受封土地与侯同样大小，大夫受封的土地与伯同样大小，元士受封的土地与子、男同样大小。大国的土地有百里见方，国君的俸禄是卿的十倍，卿的俸禄是大夫的四倍，大夫是上士的一倍，上士是中士的一倍，中士是下士的一倍，下士的俸禄同在官府当差的百姓相同，俸禄足以代替他种田的收入。中等国家的土地有七十里见方，国君的俸禄是卿的十倍，卿的俸禄是大夫的三倍，大夫是上士的一倍，上士是中士的一倍，中士是下士的一倍，下士同在官府当差的平民相同，俸禄足以代替他种田的收入。小国的土地有五十里见方，国君的俸禄是卿的十倍，卿的俸禄是大夫的两倍，大夫是上士的一倍，上士是中士的一倍，中士是下士的一倍，下士同在官府当差的百姓俸禄相等，俸禄足以代替他种田的收入。种田人的收入是：按一个农夫受田一百亩计算，一百亩地施肥耕种，上等的农夫可以养活九人，次于上等的可以养活八人，中等的农夫可以养活七人，比这次一点的可以养活六人，下等的农夫可以养活五人。在官府当差的百姓，他的俸禄依此来划分等级。

孟子主张实行有利于人民的土地、赋税等各项经济制度，让人民能够安居乐业，而这正是王道的起点。“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孟子·梁惠王上》）。不耽误百姓的农时，粮食就吃不完；不用细密的鱼网放入大塘去捕捞，鱼鳖就会多得吃不完；按一定的时令采伐山林，木材就会多得用不完。粮食和鱼鳖吃不完，木材用不完，这就会让百姓养家活口、办理丧事都没有什么遗憾的了。百姓生养送死没有什么遗憾，这就是王道的开始啊。孟子主张实行井田制，认为实施仁政一定要从“正经界”开始。“夫仁政，必自经界始。经界不正，井地不钧，谷禄不平，是故暴君污吏必慢其经界。经界既正，分田制禄可坐而定也”（《孟子·滕文公上》）。行仁政，一定要从划分、确定田界开始。划分田界不公正，井田（的面积）就会分得不均匀，作为俸禄的田租就收得不公平了，因此暴君污吏必定要搞乱田地的界限。田界划分正确了，那么分配井田，制定俸禄标准，就可轻而易举地办妥了。孟子所设想的井田制与西周初年实行的井田制已大不相同，明显带有理想化的成分在内。他所设计的井田制是以一家一户小农生产为基础的小农经济制度，其目的就在于将老百姓牢牢固化于土地之上。“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亩，余夫二十五亩。死徙无出乡，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亲睦。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所以别野人也”（《孟子·滕文公上》）。卿以下（的官吏）一定要有可供解决祭祀费用的五十亩田，家里还有剩余劳力的，另给二十五亩。（百姓）丧葬迁居都不离乡。乡里土地在同一井田的各家，出入相互结伴，守卫防盗相互帮助，有病相互照顾，那么百姓之间就亲近和睦。一里见方的土地定为一方井田，每一井田九百亩地，中间一块是公田。八家都有一百亩私田，（首先要）共同耕作公田；公田农事完毕，才敢忙私田上的农活，这就是使君子和农夫有所区别的办法。孟子对夏商周的税制进行了比较，主张实行名为“助法”的赋税制度。“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其实皆什一也。彻者，彻也；助者，藉也。龙子曰：‘治地莫善于助，莫不善于贡。’贡者，挍数岁之中以为常。乐岁，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为虐，则寡取之；凶年，粪其田而不足，则必取盈焉。为民父母，使民盻盻然，将终岁勤动，不得以养其父母，又称贷而益之，使老稚转乎沟壑，恶在其为民父母也？”（《孟子·滕文公上》）。夏朝每五十亩地，赋税采用“贡”法；商朝每七十亩地，赋税采用“助”法；周朝每一百亩地，赋税采用“彻”法。其实都是抽取十分之一税率的地租。“彻”是“通”的意思，“助”是“借”的意思。龙子说：“管理土地的税法，没有比助法更好的，没有比贡法更差的。”贡法是比较若干年的收成，取平均数作为常数，按常数收税。丰年，粮食多得狼藉满地，多征些粮不算暴虐，（相对说来）贡法却征收得少；荒年，即使把落在田里的粮粒扫起来凑数，也不够交税的，而贡法却非要足数征收。（国君）作为百姓的父母，却使百姓一年到头劳累不堪，结果还不能养活父母，还得靠借贷来补足赋税，使得老人孩子四处流亡，死在沟壑，（这样的国君）哪能算是百姓的父母呢？

孟子认为，治理国家应该按照儒家的基本教义去做，其核心正是家族历史主义意识。“道在迩而求诸远，事在易而求诸难：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孟子·离娄上》）。道路就在眼前，却向远处去寻找；事情本来容易，却去找难的去做。只要人人爱父母、敬长辈，天下就会太平。《孟子·滕文公上》中记载了一则孟子如何教人推行孝的观念来治国的故事，这种行为在某种程度上说就是一种宗教行为，其本质是以儒家的基本教义来强化对人民的精神控制。滕定公去世后，太子派人请教孟子如何办理丧事，孟子说，父母在世，以礼侍奉；死了，以礼安葬，以礼祭祀，这样就可以称得上孝了。守孝三年，穿缝边的粗麻布丧服、喝粥，从天子到百姓，夏、商、周三代都是这样。太子决定实行守孝三年的丧礼，但宗室百官都不愿意，太子再次派人请教孟子。孟子说：“孔子曰：‘君薨，听于冢宰，歠粥，面深墨，即位而哭，百官有司莫敢不哀，先之也。’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君子之德，风也；小人之德，草也。草尚之风，必偃。是在世子。”孔子说：“国君死了，（太子）把政事托付给冢宰处理，喝粥，面色暗黑，走到孝子的位置上就哀哭，（这样），大小官员没有敢不哀伤的，（因为太子）给他们带了头。’在上位的人爱好什么，下面的人必定对此更加爱好。君子的道德，好比是风；老百姓的道德，好比是草。风吹到草上，草必定会随之倒伏。这件事就在于太子了。”于是，太子五个月都住在丧庐里，没有发布过政令诫示。百官和同族的人都赞同，认为太子知礼。到了安葬那天，各地的人都来观看葬礼。太子面容悲戚，哭声哀伤，使吊丧的人非常满意。

国家大小与王霸思想是孟子政治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身处战国乱世，孟子认为，要使天下安定，就必须统一天下。那么，什么样的人才能统一天下呢？“不嗜杀人者能一之”（《孟子·梁惠王上》）。不嗜好杀人的国君能使天下统一。孟子虽然也强调国家的大一统，但他的王霸思想是建立仁义之道基础之上的，即以仁德统一天下。“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孟子·梁惠王上》）。通过安定和爱抚百姓来统一天下，就没有谁能阻挡了。“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孟子·公孙丑上》）。凭借武力假托仁义之名可以称霸的人，称霸就必须具备大国的条件；凭借道德施行仁义而称王的人，称王不必要有大国的条件。商汤凭七十里见方的土地称王天下，文王凭百里见方的土地而称王天下。靠武力使人服从，别人不是真心服从，只是力量不足以（反抗）罢了；靠道德使人服从的，别人感到内心快乐，因而是真心的服从，就像七十位弟子敬服孔子那样。

孟子反对以不义的方式获得霸权。他认为尧、舜是本性具备仁义称王天下，汤、武是亲身实践仁义称王天下，而五霸则是假借仁义称王天下。“五霸，假之也。久假而不归，恶知其非有也？”（《孟子·尽心上》）五霸是假借仁义之名的，假借久了而不归还，又哪能知道他们是不是真的拥有仁义了呢？“春秋无义战”。孟子认为，战国时代的乱世，正是这种偏斜的“仁义”所导致的，五霸之类的以武力强人服已者是乱之源头。“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诸侯，五霸之罪人也；今之大夫，今之诸侯之罪人也。天子适诸侯曰巡狩，诸侯朝于天子曰述职。春省耕而补不足，秋省敛而助不给。入其疆，土地辟，田野治，养老尊贤，俊杰在位，则有庆，庆以地。入其疆，土地荒芜，遗老失贤，掊克在位，则有让。一不朝，则贬其爵；再不朝，则削其地；三不朝，则六师移之。是故天子讨而不伐，诸侯伐而不讨。”（《孟子·告子下》）。五霸是三王的罪人，现在的诸侯是五霸的罪人，现在的大夫又是现在诸侯的罪人。天子到诸侯那里去叫作巡狩，诸侯朝见天子叫作述职。（天子巡狩），春天视察耕种情况，补助（种子、劳力）不足的农户；秋天视察收获情况，救济缺粮农户。进入某个诸侯国，（那里）土地开垦得多，田野整治得好，老人得到赡养，贤人受到尊敬，有才能的人在位做官，那就给予土地奖赏。进入某个诸侯国，（如果那里）土地荒芜，遗弃老人，排斥贤人，贪官污吏在位，那就给予责罚。（诸侯）一次不朝见（天子），就降他的爵位；两次不朝见，就削减他的封地；三次不朝见，就派军队去。所以，天子（对于有罪的诸侯，只是）发布命令声讨他的罪行，而不（亲自）征伐；诸侯（是奉天子之命去）征伐而不声讨。五霸却是胁迫诸侯去讨伐别的诸侯，（破坏了三王规矩），所以说五霸是三王的罪人。

徐州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

春秋战国时，彭城属宋，后归楚，秦统一后设彭城县。

楚汉时，西楚霸王建都彭城。西汉时属楚国，东汉属彭城国。

三国时，曹操迁徐州刺史部于彭城，彭城自始称徐州。

魏晋南北朝各代曾设彭城国或徐州，都城或治所多在彭城。

隋时设徐州，后改彭城增添郡，治彭城。

当初，徐州与彭城郡名称多次互易，中后期为节度使驻地。

五代时各朝置有徐州，治彭城，领7县。

宋、元两朝都置徐州，属归德府。隶属和辖领变化华灯初上故黄河较频。明初徐州曾属凤阳府，直隶京师，后属南直隶。清初，徐州先后为江南省和江苏省所属直隶州，雍正十一年（公元1733年）升为徐州府，辖领1州7县。

民国初，徐州府废，府地附郭铜山县，后曾设徐海道，治所在铜山（徐州）。

抗日战争时由铜山县析置徐州市，曾为汪伪国民政府淮海省省会。

中华民国时期，徐州为国家重点建设的八大城市之一。?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仍置徐州市，属江苏省。著名的三大战役之一的淮海战役就是以徐州为中心展开的。

1949年因江苏省尚未完全解放，徐州市暂由山东省代管，后划回江苏省，并同时成立徐州专区。?

1955年4月14日，国务院为加强洪泽湖管理，将萧县、砀山划给安徽宿州地区管辖。

1970年，徐州专区改称徐州地区。

1983年，江苏撤销地区专员公署，实行市管县的建制。

历史文化

徐州是彭祖文化的发源地，也是徐文化的集大成者。徐州古称彭城，建城史可以追溯到4000多年前帝尧时建立的大彭氏国，以彭城之名的见诸文字是春秋时即公元前573年，是江苏境内最早出现的城邑。夏禹治水时，把全国疆域分为九州，徐州即为九州之一。当时“徐州”只是作为一个自然经济区域的名称，彭城邑成为这一区域的中心城市。帝尧时彭祖建大彭氏国，彭城因而得名，是世界彭氏宗亲公认的发源地。作为中华饮食文化及养生文化的鼻祖栖息地，徐州市留下了大量宝贵的彭祖饮食文化、养生文化等遗产，相传大彭氏国的创始人彭祖活了800岁，是中国烹饪和气功的创始人。彭祖曾被孔子推崇备至，也被道家奉为奠基人之一。彭祖养生文化的精髓是“药食同源，以食养生”。此外，还有按摩养生养颜术。彭祖的饮食养生之道，对以后汉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

徐州狮子山楚王陵?

“佳处未易识，当有来者知”，“两汉看徐州，秦唐看西安，明清看北京”，徐州的两汉文化遗存，如狮子山楚王陵、龟山汉墓、戏马台、泗水亭、霸王楼、歌风台、拔剑泉、子房祠、王陵母墓、羊鬼山展亭、汉兵马俑等。徐州是汉高祖刘邦的故乡，建立了大汉王朝，汉王朝与西方的古罗马帝国遥相响应，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我们的汉族、汉字、汉语，都与这个王朝有着关联。

徐州龟山汉墓?

古徐州，大徐州，和现在的徐州！（摘抄）

古徐州，大禹治水时的九洲之一，位于黄海之滨、豫州以东、青州以南、扬州以北。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南北必经之路、五省通衢之所，当然现在看来只是四省，所说的五省其实应当是包括徐州本地为一省的说法的。古徐州所统领之地包括现在的江苏的徐州、淮阴、连云港及盐城地区，山东的枣庄、临沂、济宁和、安徽的宿州、亳州、淮北地区，河南的商丘一部。吕氏春秋曰：泗上为徐州，鲁也，鲁国的开国君主是周公旦的长子伯禽，周公旦是周武王之弟，由此可见，徐州不但是兵伐之地，而且还是个中华文化起源这所在。孔子、孟子、老子、庄子、墨子均是古徐州人或大徐州人。

我们现在所说的兵家之地在历史上首先是以中华文化起源之地呈现的，之所以能作为中华文化文明之源的徐州，恐怕是源于中原地区的不断兼并和征战，文化人一直没有机会治学搞学术研究，别的地方的人就是出的人才也都是把聪明劲和治学才能用于了国与国这间政治倾扎和战争角逐，秦以前的重大战争都是发生在徐州以北以西地区的，夏商时期的蛮夷之地因为有了周公后代的经营变成极为富庶，这为以后的文化萌芽提供了肥沃的土壤，而偏居一偶使得战争相对较少，战争少而安逸富庶的徐州也是徐州人彭祖能活到八百岁的原因罢。

徐州作为兵家必争之地，主要是汉人中央政权向南方扩张以后，秦以前的中央政权基本上是以中原展开争夺的，徐州以南地区相对安逸，汉以后的汉族中原政权在向南和向东的扩张必须经由徐州，作为古九州之一的徐州是在二个大徐州人的沛县人沛公刘邦和宿迁人霸王项羽二人之间展开生死的，由此徐州的历史进程发生了重大变革，自尚文转化成尚武。而此前和徐州并没有什么大的战事，鲁国前期的三次重大战事是与北方的齐国发生的，而最后灭亡鲁国的楚国并没有和鲁国发生过什么能够引人注目的战争，以至于最后被楚国吞并有点水到渠成的意思。由此看出鲁国人善治国营生但是不善征战打仗，作为古徐州雏形的鲁国和宋国对于打仗并不在行，最后都让人灭，虽然鲁国和齐国开战的三次都胜了，但自从齐国强盛以后鲁国基本上就自认作齐国的小媳妇了，所以也没有什么仗可以打的了，更多的时候是作为齐国和楚国之间的缓冲地的。这也是孔老夫子一直要求各国遵顺守礼的原因吧，打不过就我们说理嘛，只是历史从来都不是说理说出来的，儒家老祖宗的愚腐可见一斑，不强壮肌肉光练舌头是害人也骗已啊。

自从徐州本地人的刘邦做了皇帝，徐州人的好日子一去不复返了，他把自家的老巢交给了和他关系最铁最听他话也最聪明最有才气的小弟刘交经营，封为楚王坐镇彭城，这个时候的徐州就叫彭城。刘交在位二十四年，彭城的文化特色有极大的体现。也就只有这二三十年的光景。是到了刘交的孙子戊时，戊和吴王合谋造反，结果让周亚夫率兵打败，从此以后的楚王就和各路藩王一样只是名义上的王了，只吃奉禄，其实和郡县无异了。这段时间其实从汉高祖到汉景帝也是认为徐州只是通向吴地蛮夷之地的一个通道。打败七王后的汉朝政权开始经营吴地了，那时的彭城作为南下的交通要道的重要性也体现出来了，从此兵家必争之地的名号就冦于了徐州，徐州也从此把文化之地的帽子甩入了屁股后面，一心一意的作为尚武之所在屹立于中华史册上了，好象徐州人的好日子也就就此打住了，南来北往的马蹄铁甲始终贯穿着徐州汉以后的整个历史。

据统计，到淮海大战为止，徐州地区经历的战争四百多次，平均每十年就得打一次仗，特别是汉以后更是战事频繁。徐州作为富庶之地因为战争逐渐变成了杀伐之地，经济也是直落而下，整个封建时代的徐州的农民起义在徐州成了一大特色，出产了众多的皇帝，由此皇帝成了徐州的土特产了。有人说整个封建时代，中国有超过一半的时间是在徐州籍皇帝的统治下度过的。汉朝的刘家皇帝、三国的曹家魏王、宋朝赵家皇帝、明朝的朱家皇帝，这些皇帝的籍贯说起来都是大徐州的。大凡来说，徐州籍的皇帝都是混世魔王出身，贫苦百姓的底子，揭杆造反的主儿，改朝换代的人物。

作为战略要地的徐州的交通也在不停流经的朝朝代代的风流人物经略之下变得异常的发达起来，打仗必须得有车马交通的。更主要的是徐州以东是沂蒙山区和苏北泥淖之地，徐州以西则是高度落差达四百米的大别山麓，再向西则是巍峨秦岭，南北一条路，只有经徐州北上南下了。徐州自古水陆交通发达，故黄河更是穿越其中，而近代更是铁路公路交错纵横，扼制天下。正是历朝历代战争中的车辙马屎才把徐州压实熏涮得现今这般古朴厚实、浓重浑宏。

现在的大徐州对于徐州人来说可能一直就有这个愿望吧，按理一个地方辖区的应当更多的从地理上来考虑划分的，而徐州好象是个例外，新中国成立后，徐州一度划归山东，后来又成为江苏的一个专区，辖区包括现在徐州地区及现在的连云港，也就是原来的新海连市，及淮阴的绝大部分，还有安徽宿州的相当一部分，另外山东滕州的几个县也划归了徐州专区。基本范围和历史上的徐州还是有点相对应的，只是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七七八八的一顿折腾，把徐州搞得头不是头、脸不是脸的了，七拆八划的，把个好好肥肥的徐州糊弄成了现在这个样子，看来看去就象是江苏的一段短尾巴。这也就是现在的徐州人一天到晚想捣鼓一个淮海省出来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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